上海市委黨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董幼鴻，在他連續多年的調研中，見證著上海數字治理的持續進階。比如群租，最難在于發現，但浦東有絕招。

“以前傳統方法是挨家挨戶敲門，數人頭，或看陽臺曬了多少衣服，效率很低；后來進步了，監測水電煤，同等條件下，哪戶數據居高不下，可初判為群租，約70%準確率；而今更先進，接入外賣數據，再結合水電煤和居民舉報情況，這些跨界數據一比對，準確率增至95%。這就是數據共享的魅力。”

今年，是上海提出全面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的第三年，上海各區的數字實踐已愈發積極精進。記者從近期一場由市工業互聯網協會承辦的區域數字化轉型專題培訓中發現，各基層部門均求“數”若渴，他們能熟稔運用數字化工具，賦能城市經濟、生活與治理，已開展不少創新實踐。

上海中移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超奇在培訓授課時，分享了他所經歷的真實案例。疫情期間，社區科技防疫尤為重要，但各街鎮并非盲目投入。“有些街鎮創新提出，社區本就有門禁系統，若接入大數據中心，居民刷臉進門的同時，也能一并核對隨申碼、疫苗接種等信息。這在上海部分區域已經實現。”

減少數字化設施重復投入的同時，各區對于數據使用的精準程度也在提升。如青浦區“幸福云”智慧項目，將區內人口、房屋、土地等數據匯集在數據主題倉，并對數據進行清洗和標注，已建立失獨、僑胞、黨員等細化的數據標簽超過500個。由此，當區內要針對特定人群發送通知或舉辦活動時，“幸福云”便能依據標簽實現靶向推送。

參與此次培訓的閔行區大數據中心主任吳畯向記者感慨，隨著基層部門對數據的認識不斷加深，需求也在成倍增加，這讓他感到應接不暇。閔行區大數據中心負責將全區公共數據統一“納管”，也承擔為區政府側53個部門提供數據加工服務的重要職責。“幾乎天天被催，基本每三天就要交付一套數據模塊。”用“數”需求最多的是人社、財政、市場監管等部門以及各街鎮。比如人社部門，急需各企業的用工、繳金、稅收增長等數據，以此判斷企業貢獻度，并開展相應的人才政策服務。吳畯需要將大量原始數據標準化，再運用算法，生成人社部門所需的數據模型。自2020年成立以來，閔行區大數據中心已滿足各部門跨部門調動數據訴求近2000條，為各部門定制各類數據模型700余套。對此，吳畯最大感觸在于，正因為數據“管用”，所以大家越來越“愛用”。

數據匯聚，產生高效力量。上海某街道城運中心早在2019年便開始探索將街道內各方數據及各執法力量統一到同一平臺，從而實現“高效處置一件事”——當綠化養護單位在機動車和非機動車隔離帶發現一個下陷坑洞時，即第一時間拍照上傳至手機端“城管通”。在匯聚了城管、市容、路政、公安等各方力量的“城管通”平臺，各方綜合研判，認定坑洞之下有更大面積的塌陷，隨即迅速集結、聯合處置，用時不足50小時便完成處置，更避免了過去綠化養護部門單兵作戰帶來的治標不治本問題。該街道城運中心主任告訴記者，打破信息“繭房”和數據“煙囪”，將數據和執法力量集中于同一“池子”，真正推動的是治理思路之變。

上海市經信委信息化推進處副處長陳斐斐介紹，通過全力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上海旨在突破城市用地、人口勞動力等瓶頸約束，并利用數字化和智能化手段守住城市安全與生態底線。“目前，張江人工智能島總建筑面積10萬平方米，年稅收高達10億元；上海的醫院年門診量2.6億人次，位居全國第一；上海每天有1000萬人在地下安全通勤；黃浦區的虛擬電廠通過能源互聯網手段，相當于再造一座電廠。這些，都是通過數字化轉型實現的。”

據記者了解，大數據已成為新的生產要素和戰略資源，但如果沒有數據的打通、沉淀、挖掘，只能稱之為信息化建設，談不上數字化轉型。陳斐斐透露，下一步，上海將致力于數據要素瓶頸突破，重點要強化數字化的公共供給能力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如閔行區，正以全面升級數據的全生命周期治理應用為契機，實現政務數據、視頻圖像、物聯感知、地理信息、社會行業等全區域數據歸集、治理和應用，完善構建區大數據資源體系。

責任編輯：Cherry